从175家到16家：一个电池之都的转型路

　　本着让全村人不仅有饭吃、有活干，还要有一定财富的初衷，张天任带领新川村民们甩开膀子合伙干起了电池厂。

　　这一干就是32年。

　　让张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间长兴铅蓄电池产业所经历的两次变革。后来，一直被长兴人骄傲地称之为两轮“转型升级之路”。一次发生在2005年，另一次是在2011年。

　　这两次转型升级彻底改变了长兴原有的电池产业格局。

　　从最初的175家到61家，再到最后的16家，长兴铅蓄电池企业在一轮轮“洗牌”中大幅减少，整个产业却并未因此一蹶不振，反而实现了产值增长超13倍，天能、超威两大集团成为千亿级龙头企业，引领整个行业发展。

　　彼时，张天任不仅是执掌天能集团的董事长，亦是浙江省蓄电池行业协会会长。在他看来，关停“低、小、散”污染企业，同时进行收购、兼并和整合，最终让长兴电池产业重获了新生，并促使环保和经济获得双赢，“这条路子是走对了”。

　　从创业伊始的简单初衷，到产业“洗牌”后“既要有钱花，更要有好的环境”，这其中的转变，张天任深知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当记者在人群面前问他，天能当年面临怎样的“转型之痛”、考虑最多的是什么时，他的回答有一种算长远账、算大账的智慧：“做企业有长远眼光，就不会计较眼前得失，而会考虑的更全面、更长远。尽管我们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，很痛苦，面临各种阻力，但我们相信这条路是对的，并坚定地走下去，动力就源于此。”

　　“如果当时不下决心淘汰落后装备和工艺，不创新技术，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。”张天任说。

　　浙江湖州市长兴县现在被誉为“中国电池产业之都”，但谁能想象就在几年前，电池产业曾给其环境造成的伤痛，长兴也因此爆发了轰动全国的“血铅事件”，离此不远的德清县，亦是如此。一时间，整个行业被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　　而此后掀起的环保整治风暴，又使长兴在痛定思痛之后面临着另一场“阵痛”和博弈。

　　两轮“洗牌”

　　从企业总数175家减至16家，从总产值17.31亿元升至246.32亿元，从“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控区”到“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区”，这是两轮“洗牌”给长兴电池产业带来的变化。

　　而此前很长一段时期，长兴产业结构先天不足，偏高能耗、高污染，“低、小、散”产业布局严重阻碍了长兴经济健康发展。除了小蓄电池厂外，长兴县还有小石粉厂、小化工厂、小皮革厂等，杂乱分布于各个角落。

　　可以想象，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近200家铅蓄电池厂分散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。张天任说，当时很多企业是手工作坊式的，既无营业执照，也无环保设施，可以说是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。

　　这里电池产业最早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。张天任告诉记者，当时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，他和村民集资创办了天能，那时每人投资500元到800元，这在80年代的农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　　那时，当地电池生产几乎无任何环保措施。张天任坦言，刚进这个行业第一天就目睹了电池生产对环境的污染。“酸水、废水排放就是挖两个坑，一个坑里放上石灰，把酸性中和一下，再淌到另一个坑自然渗透掉，铅污泥在坑里沉淀，就是这么简单的环保。”

　　此后的十多年间，全国多地相继爆发“血铅事件”，长兴也深陷其中，当地居民铅中毒、庄稼铅超标，地下水也被污染，整个村子被迫买水喝。

　　这种困局在两次转型升级后才得以扭转。2005年首轮整治，175家铅蓄电池厂锐减至61家，企业技术装备由手工转向半自动化；2011年第二轮整治，企业再次兼并重组减至30家。现在实际在产16家，全集聚在工业园区。长兴铅蓄电池产业的疯长格局就此终结。

　　转型阵痛：一场“利益博弈”

　　张天任深感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红利。

　　在天能集团办公楼一间会议室里，他告诉记者，这是一场“利益博弈”，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。

　　当长兴全县正大刀阔斧进行首轮电池行业整治时，天能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，这次转型让张天任记忆犹新。他没有率领公司完成类似“蛇吞象”式的惊人收购，他所引领的是一场电池行业的自救。

　　在“洗牌”中，天能、超威两家企业兼并了当地大大小小数十家传统电池厂，这让此后的天能、超威获益匪浅。2007年，天能集团旗下天能动力（00819.HK）以“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”在香港主板上市。